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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 主

蒋庆演讲（续）
结语：克服今次中国文化危机的希望 

要克服今次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深刻最广泛的文化危机，虽然非常艰难，任重道远，但我认为仍然有希望，这一希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希望：中国人不是《鲁宾逊飘流记》中的“星期五”，中国有自伏羲画卦以来六千五百年的文明史，有无数古圣先贤创造传承的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传统，因此，我们中国人有值得自己自豪的历史文化记忆。虽然近代以来中国人在救亡的压力下出现了的悲观与失忆，但这只是暂时现象，一旦历史机缘凑合，中国人的文化自豪感与历史文化记忆就会重新在心中复活，中国人就会去追忆祖先的伟大与光荣，就会去寻找中国的文化自我，就会去确立中国的文化身份，就会在个体生命、社会生活与政治制度等方面回归中国的文化自性。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中国绝不会像菲律宾、非洲、南美的一些国家那样彻底改变自己原有的文化自性，变成一个西方文化的国家，如菲律宾与南美一些国家变为天主教国家。现在中国的经济实力已有所增加，中国西化的道路已走到尽头，中国人的文化自豪感与历史文化记忆已经开始慢慢在心中复活，克服中国人百年来形成的文化悲观与文化失忆的历史机缘已经到了，中国人现在应该在文化上站起来了！ 

 
2006-8-3 14:47 回复  
219.144.228.* 11楼

第二个方面的希望：中国人有二千多年来解决文化危机的历史经验与儒学传统。前面已经讲到，中国在晚清以前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曾经出现过三次文化危机，每一次文化危机最终都经过中国知识分子创立儒学的努力而得到解决。虽然这一次中国文化危机的解决难度要远远大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中国文化危机的解决难度，但我们相信，只要中国知识分子不愿自己的文化因歧出而变质，就会去吸取中国历史上解决文化危机的经验教训，从而用这些经验教训来指导当今中国文化危机的解决。鉴于此，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只有建立起足以克服百年来“中国文化歧出”的博大精深的新型儒学，才能解决今次异常深刻而广泛的文化危机。 

第三个方面的希望：“亨廷顿的问号”说明当今中国文化虽然丧失了自性，但还没有最终定型，还存在着回归自性的机会和可能性。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引用了一个世界文明的谱系图，其中现在世界上存在的各大文明谱系与文明定性都非常清楚，如埃及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产生了地中海文明与迦南文明，发展到现在形成了明确的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古印度文明发展到现在形成了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在演变过程中分为两支：一支发展到现在形成现代的日本文明，一支在中国古代形成中国文明，而这一中国文明发展到现在已不知其文明的明确性质，即现在的中国文明既不是传统的中国文明，又不是现在的西方文明，编谱系的人不知现在中国文明的明确性质是什么，只好以一个“？”来描绘现在中国文明的状况。这样，中华文明发展到现在变成了一个缺乏文明自性且没有文化自我的问号，这说明中华文明处在最危急的时刻，陷入了最悲惨的境地。你们想一想，一个有着六千五百年辉煌历史的伟大文明发展到现在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文明都已经搞不清楚了，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文化自性已经在现在的世界上不知不觉地消失了，这不是最大的文明悲剧又是什么！但是，坏事可以变好事，当今中国文明的这个“？”说明了中国文明还没有定型，还存在回归与塑造的巨大机会和可能，所以中国晚现代化也许是上天对中国文化的一次考验，未尝不是好事，正如老子所说是“祸兮福所伏”。正因为中国晚现代化，中国文化遭受到丧失文化自性与文化身份的巨大灾难，这使中国人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丧失文化自性与文化身份的严重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丧失了文化自性与文化身份不管经济再如何强大，都不可能有资格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了这种文化的危机感，就会迫使我们去寻回中国文化的自性与自我，去确立中国文化的身份与认同，从而迫使我们奋起努力避免象土耳其那样成为亨廷顿所说的文化上“无所适从的精神分裂的国家”。所以这是一次对中国文化的挑战，也是一次中国文化复兴的机会。现在我们常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重要的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一个没有文化自性的民族是不可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的。从长远来看，现在国家与国家间的竞争说到底是文化的竞争，丧失文化自性与文化身份的文化注定是没有竞争力的文化，在文化的竞争中必然会失败。因此，寻回中国文化的自性与自我，确立中国文化的身份与认同，矫正百年来中国文化的歧出与偏离，防止中国文化的异化与变质，把中国文化从西方文化的殖民地中解放出来，就成了解决当今中国文化危机的当务之急。古人说士大夫最伟大的事业就是尧舜事业，尧舜事业就是复兴传承中国文化的事业，就是为中国的现代化确立道德基础与文化方向的事业，也就是宋儒张载所说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事业。在座的老师和同学都是士大夫，都不可推卸地肩负着复兴中国文化的时代使命和文化责任。孔子说：“悠悠万事，唯此唯大”，复兴中国文化就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悠悠万事”中最大的事。前面说的“亨廷顿的问号”必须改写，这个问号在中国今后的历史中可能被改写为“西方文明”，也可能被改写为“中国文明”，不会永远是问号。我希望今后西方人再编写人类文明谱系图时，这个打问号的地方被堂堂正正地写上“中国文明”。这个“中国文明”靠谁来写？不是靠西方人来写，而是靠我们中国人来写，靠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个同学用复兴中国文化的实际行动来写。这是我们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与文化责任，在此我愿意与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共勉！我的演讲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006-8-3 14:47 回复  
219.144.228.* 12楼

龙：感谢蒋庆先生深刻的演讲，现在请诸位教授点评。 

陈金全教授：蒋庆老师的演讲可以认为是21世纪的“中国文化宣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彰显出其价值。他对一百多年来中西文化冲突和文化选择的看法，对中国文化危机的揭示，对我们来说是一次警醒，这是一篇盛世危言！中国文化的危机也包括中国法律文化的危机，我们法律教育与研究中也存在着“现代化派”与“清流派”的对立。我对蒋先生的演讲基本上是肯定的，希望他能经常给我们大家传达其思想研究的心得，以引起学界的争鸣和反思！谢谢！ 

左开大教授：蒋庆教授是78级复办的第一届学生，我当时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现在还是讲授马哲，听了今晚的讲座思想反响很大。尽管西方成为我们学习借鉴的坐标，但作为中国人，我们需要自己的文化，而我们现在的文化是缺乏文化自我的。蒋庆先生今晚的演讲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梳理和反思，不是标新立异。当然，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蒋庆先生如何看待中西文化的差异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差异，因为现代文化不仅包括中国文化也包括西方文化，这与传统同文化为本位是什么关系？谢谢！ 

孙长永教授：听了今晚的讲座有很大收获，但也有疑问，中国第四次文化危机未能解决的原因是受西方文化的冲击还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已经不能适应国际竞争的新形势？在激烈的全球一体化竞争规则下我们能否心平气和地建立自己的文化？谢谢！ 

郑传坤教授：首先对蒋庆先生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表示钦佩，但是我有几个疑惑，第一就是我感觉演讲中表达的好像是一种文化决定论，整个社会发展史几千年的兴衰都取决于文化，而且夸大了精神层面的文化所起的作用；第二个就是不赞成关于复兴文化仅仅是士大夫的责任的观点，中国文化的发扬知识分子发挥重要作用，但弘扬文化却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最后一个就是关于王道文化，王道文化应该非常宽广包容，平等、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是否应该容纳在王道文化的价值理念中？如果王道文化排斥了平等、自由、民主等价值理念那不是成了霸道吗？ 

龙：我也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对蒋先生代表的儒家文化价值复兴的观点表示一个主流上的反对，在社会思潮需要文化多元的形势下，这种反思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存在着以下三个难以成立之处：一是存在一种不切实际的文化依恋，把中国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文化问题，有些是要通过物质的、综合的方式解决的；第二是存在一种价值层面的文化反动，反对现代化的价值，过分褒扬儒家文化价值，认为自由、平等、民主是西方文化的价值，而非人类文化的价值，没有看到从传统文化价值过渡到现代文化价值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第三是解决之道的含混和矛盾，“实与文不与”的解决之道与“中体西用”到底有何本质区别？ 

蒋：我简单的综合回应一下：因为中国文化近一百年来受到巨大的扭曲与摧残，所以现在矫枉必须过正。这就如同一个人在树上反吊久了，下到地上来正着走反而不习惯了，这就需要向他大声疾呼在地上行走才是正确的，以前反吊是错误的。一百年来我们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解构了，解构的时间已经够久了，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西方文化的解释系统，特别是习惯了按照西方直线历史进步观所解释的中国近代史。所以我矫枉过正，提出了一种按照中国文化的解释系统对中国近代史进行的新解释，大家一时还不能适应，这可以理解。但是大家应该认识到，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剧莫过于自身文化的解释系统已经被西方文化彻底解构掉了，我们的心灵已被西方文化完全殖民了，我们自己已经不能按照自己的文化理念来看待我们的历史了，我们一百年来都是按照西方文化的观念来看待我们的历史。正因为如此，不同的解释立场与解释标准当然就会导致不同的结论，这就是我与大家不一致的地方。其实很多人说我是儒家原教旨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或者文化顽固主义，这些都不奇怪，因为所站的文化立场和所用的解释系统不同，当然结论差异就很大。我们现在很多知识分子不能超越“五四情结”，而“五四情结”正是我所说的“以西方文化解释中国”，有“五四情结”的知识分子当然就不能理解“以中国文化解释中国”了。我的演讲就是“以中国文化解释中国”，所以大家不理解也属正常。近十多年来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力图“以中国文化解释中国”，企图恢复乃至重建中国文化自身的解释系统，把中国文化的解释系统从西方文化解释系统独霸天下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使中国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文化看人生看社会看历史看世界。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盲目的文化排外者，我只是主张在中国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时必须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才谈得上学习西方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这正是我所推崇的“清流派”原则。至于西方文化的具体内容，如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通过我们不卑不亢地冷静分析其正负面价值，经过我们情感与理性的选择，是可以有条件有保留地接受的。我们今天不能再犯简单“全盘拿来”的错误，即不能再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要就全盘接受西方要就全盘否定西方的错误，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分为“现代化派”和“清流派”各执一端分裂对立不能调和的错误。我今天的演讲只是从历史文化的大脉络中粗线条地勾勒出中国文化危机的性质、历史以及解决的基本方法，提醒大家认识中国文化危机的严重性及其解决的可能性，而对大家提出的许多问题不可能在此一一展开论证，有些问题我出版的书中已有涉及，大家有兴趣可以具体参阅我的相关著述。我的回应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整理人：王书瀚　孙宝刚　注：本文经蒋庆教授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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