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意贾平凹（之二）
写意贾平凹（之二）
2010-01-08 光明日报 穆涛
以土地观念的变化为例：
以前的土地，是人的立锥之本。土地是判断一户人家，或一个人价值的基本参照物。大户人家，殷实人家，破落人家的区分，就是以土地为标准。将军大臣，皇上要赐土地，自己也仗势圈地。做商贾大买卖的，要在乡下置地。有土地的人叫地主，在别人土地上干活的叫农民，农民不是职业，是身份的代称。如同以前的公务员叫老爷一样。土地所属的不平均，是造成社会不稳定，乃至动乱的根本因素，“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是农民没有了活路和出路。
农本思想和田园经济是以前的核心价值观。
有一个老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以前的中国人，无论贵贱，人生理想就是这两件事，读书和耕田。当朝重臣求隐，叫“告老还乡”。一个将军赫赫战功之后，要“解甲归田”。如今观念变了，将军或部长退休，国家给退休金，不给土地。如今，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人均有份，除了超生的。如果一种东西是平分的，这种东西的内在魔力就会下降，直至消失。从大趋势上讲，今天的农民是职业了，农民一词的内涵发生着变化，只是这变化还有待于被清晰，被认识。“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以及农村户籍改革，是政府在应变。
土地观念发生了变化，以前的诗或文章，写田园乐，炊烟情，是写“主旋律”，是呈现那时的核心价值。游子一词是针对故土说的，游子思乡也是主旋律的一种。但今天的作家再这么写，就叫落伍，或叫不合时宜。
贾平凹的写作，以土地和农民为主要观测目标。他瞄准的正是中国土地上正在发生着的一系列根本变化。《浮躁》写于1988年，之后他连续写出了《废都》、《白夜》、《土门》、《病相报告》、《高老庄》、《怀念狼》、《秦腔》、《高兴》。《浮躁》是站在农民立场的，这是这部小说的局限之一，但也是那个时期里中国作家共有的局限。那时候流行“代言”这个词，作家是“代言人”，写农业题材，是为农民代言，写工业题材，军事题材，教育题材，是为不同的行业代言，也就是说，小说的题材不同，作家的立场也不同。如今的时代讲“发言人”，代言人和发言人，一字之差，变化是大的。教育部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台湾事务公室发言人，讲的虽然也是“局部利益”，但立场变了，视野和视角变了，牵涉面宽了，是整体环境下的“局部利益”。《浮躁》之后，再经过《废都》的脱胎之痛，贾平凹的“立场”变了，由农民视角“位移”到中国文化层面上，审视中国当下农村的剧痛和巨变，《土门》写城乡结合地带农民的心态，是土地观念变化的最前沿，是焦灼区域。《怀念狼》臆想变化了的土地上狼的变迁史，狼是生存能力超强的人的喻指，在生存困境中如何艰难挣扎。《病相报告》是一段传奇，是贾平凹有意改变叙事的路数，着眼于人的自然属性被非客观之后，缺陷是怎样产生的。《高老庄》是《秦腔》的前奏，是一场大戏前的彩排，更是足球赛前的热身赛。贾平凹是导演，是教练，在热身赛中试验着战术的多种可能，在正赛开始的时候，他才敲定了上场人员名单，以及各自的位置。在“正赛”结束之后，观众看的是结果，但教练更偏爱那场热身赛，因为那里面闪烁着自己更多的足球智慧和战术初衷。《高兴》代表着贾平凹写作的一种转变，他开始替遭受生活困境的农民安排出路了，这部有着“明天”色彩的小说，人物是以变形的姿态存在的，或者叫冷幽默。冷幽默是幽默大王或完全没有幽默感的人制造的，贾平凹的幽默是骨子里的，他没有看明白现阶段中国农民的出路，他自己也深陷困扰之中。
贾平凹笔下的中国农村是现阶段的，他的这些小说构成着空前的乡土中国之变，他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中国农村问题的观察者和思考者，他在尝试着寻找“规律”，但必须要说的是，截止到《高兴》为止，他和社会学家一样，都没有找到。或者换成那句流行的话，他在“摸着石头过河”。
收 藏
最初的时候，贾平凹是收集，不是收藏。他不做选择，看入眼的都往家里背。汉罐、瓦当、画像砖、拳头大小的旧石狮子有两千多个。他写过一个短文章，叫《狮子军》。还收过一把老椅子，他说是元代的，我看着更像先秦的，做工特粗，而且少了一条腿，他用一摞旧版书支撑着。上面放着一把民国时期的笨茶壶，朋友来了，他就用那把茶壶泡茶，一壶水足够喝一天。一天家里来的人多，他去邻居家借了两把椅子，还椅子的时候，邻居大嫂看着他那把伤残椅子，说，“贾老师，不用还了，您留着用吧。”大嫂是热心人，一次在楼梯上碰着，问他，“家里有要扔的东西吗？我叫了收垃圾的。”贾平凹连说没有没有。还有一个细节，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大嫂敲门，领着不足十岁的儿子，说话气呼呼的，不是对他，对着那个怯怯的孩子，“你问问贾伯伯，贾伯伯是怎么成大书法家的，就是敢写。以前也是一写一个墨疙瘩，揉了再写，天天写。”原来大嫂在教育孩子，孩子报了一个书法班，却是没有兴趣。
实践出真知，这句话说的真是没错。现在的贾平凹是秦汉文物的鉴赏家，那一时期的老货，看一眼，或闻闻气味，就辨了真伪。他的收藏，也由杂货铺升格为颇具规模的博物馆。
贾平凹人心宽厚，走路也怕伤了蚂蚁，但收藏起东西来，下手却重。
我有痛失三宝之疼。一痛是杯子，一痛是汪曾祺老人的画，一痛是军统大特务用过的文件柜。
杯子是一个瓷艺家给我专制的，通体瓷本色，暗纹起伏，朴素大方。难得之处是这一款只有一个，是独生子。我舍不得让它着水，就放在办公桌上天天旁观。贾平凹的办公室在我隔壁，这天他走进我房子，说，“我吃点药，给我倒点水。”我问他杯子呢？他指着桌子，就用这个吧。我说这个不是喝水用的。他说我是吃药，不喝水。我先清洗了，倒了一点水给他送过去。过了一会，他就带着杯子回家了，“药”还留在他办公桌上，是果味VC。
说汪曾祺的画先说孙犁的字。我有孙犁老人一幅字，“坚持不懈，精益求精”。这幅字本是写给我一位朋友大星兄的，他是篆刻家。我见了很喜欢，于是借过来看。1993年初我从河北到西安工作后，就把这个事给放脑后了。大星兄心肠宽，也没催还过，字一直被我“借”着，“看”了这么多年。
我喜欢这幅字除了书法意义外，还另有一个原因，是我做编辑经历里很愧疚的一件事。我在《长城》杂志的时候，编发过老人一组书信辑，记得是四十几通吧。当时年轻，做事不研究轻重，杂志印出后有一处字误。（手稿不太清晰是一个原因，若用心细致些，或再请教老编辑即迎刃可解）老人从天津捎过话来表示了意见，但也给了谅解和安慰。孙犁先生是当代作家中最珍重语言的，能给谅解已是他的高厚风节了。我为此一直自责，借看这幅字，也有当座右铭的意思。还有一个巧合，字是1992年9月写的，《美文》杂志也是在那个月创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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