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大型实景舞剧《长恨歌》说开去(孙见喜)
历史的亮点与底色
——由大型实景舞剧《长恨歌》说开去
孙见喜
几千年来存诸文字的中国历史,基本上都是行政史或帝王更迭史,若有另类史家,以爱情与女人为线索去写一部中国史,那么中国历史的色彩会更加斑驳奇丽。西周烽火戏诸侯的褒姒,西汉吕太后的临朝称制,唐有女皇武则天、贵妃杨玉环,直到满清专权的慈禧,等等,这些女人介入皇权切近帝身,色相是第一,权术是第二;而那些处于权力中心的男人们,通行的软肋是沉糜与放纵;而涉及皇权的另一类女人,光耀于历史虽也凭着色相,却为着国家和民族的和谐统一发挥了积极意义,比如以身许国的西施、和蕃的文成公主、出塞和亲的王昭君等等。此外更有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巾帼英雄,为爱情和正义奋斗至死的节妇烈女,为艺术为文学赋写华章的女性艺术家文学家,等等,她们都在中国政权延续史的底色上,突现如火的亮点和霞光般的鲜艳,她们皆天生丽质,却又各具奇技,或权欲如火,或忠君爱国,或文武有成,或身饲理想……
她们倾城倾国的形象和波澜壮阔的行为,为后人解读历史留下了许多值得猜测的结点,比如华清池这台以唐明皇和杨玉环爱情故事为题材的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就是一个横切的历史断面,这个断面是美丽的,它不仅借助现代科技的声光电化,更利用了骊山的真实山水和宫亭台榭,惟美的画面提高了观赏性,真实的场景复制又还原了历史;更重要的是这台专题性演出,其编导演在艺术呈现过称中,它不是以此来歌颂什么,也不是以此去批判什么,更不会浮浅地借古讽今或古为今用,那种将历史以实用主义的态度作用于艺术的观念,为害艺术创作和欣赏半个多世纪了,《长恨歌》的艺术实践于此是一个反正。历史的复杂性不以意识形态和时尚观念的过滤而变得清纯可人,相反,即时观念的误导往往遮蔽了历史的真实情形。在华清池这座唐朝的皇家宫苑复述那一段爱情的始末,将历史的丰富和情爱的多义,以白居易的《长恨歌》为依据,完整地还原出来,给浮浅和急功近利的当代人一个瞬间的凝思、一个此时此地此情此景的历史返顾。人类精神需求的丰富性一如饮食上的杂食性一样,主观的提纯反而不利于精神的调理和生命的养护。《长恨歌》爱情的悲剧诞生在开元盛世的沃土上,而女人的荣华富贵不仅得之于天生丽质、更得之于她的多才多艺和善解人意,而女人于“万千宠爱在一身”时又难勉鸡犬升天,而鸡犬升天中又难勉不夹杂邪恶和罪恶,这些互为因果的链接只是悲剧导入的内在因素,外部因素的博杂更具行政史意义,盛世及危,居安思危,亢龙有悔,穷之灾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作为盛世之君、之臣,可以反思的执政理念不是很多吗?即便是爱情,即便是美色,无节制的奢华和过份倚重只能导致美人薄命!而且盛世危言,是洞察幽微的大臣们的职责,他们彼时那里去了?国家的衰微与败落只能由执政者负责,说女子是祸水只能是无力地推脱,“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解铃还须系铃人,开元盛世的悲怆结局,万千宠爱在一身、命终却系八尺绫,这一切,李隆基是第一责任人!总之,由李杨爱情的脉带直通开元历史的富矿,这里值得原还和演译的故事很多,“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后世的审美以历史的血泪作代价,审美可以娱目,更可以警示,让重复的不再重复,这便是寓教于乐寓教于史的意义所在。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爱情神话,都以悲剧作结局。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与织女、白娘子与许官人,概莫能外。有名人说,悲剧可以使人崇高。崇高于精神的台地,崇高于心灵的圣净,性爱直观作用于肉体,性爱又浸润质变于灵魂,梁山伯、牛郎、许仙都不是达官贵人,他们没有时尚的别墅和小车,可挚爱他们的女性却一个个坚贞不屈、至死不渝,她们看重的不是物质而是精神,三位男子或勤于劳作或勤奋读书或心底善良,许仙虽有性格上的弱点,但他质朴心无杂念。三个爱情故事揭示出爱情的本质在情,而情的支撑是善,把善解析开来,就是孝悌、仁爱、节义、忠恕、礼教,等等。此为这些爱情故事流传千古的价值所在,是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繁衍丁口的秘密之所在,是中华文化和谐国际、和谐族际、和谐人际,从而绵延几千年长盛不衰的原因之所在。可是,这个文化在百年积弱百年积贫的背景下,遭人垢病久矣,一时间从情人节、愚人节到圣诞节的西化之风吹遍全国,这些尾随着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而进入中国的文化观念,在解决了人们的衣食问题之后,却使人的精神处于空前的危机之中,金钱至上、个人中心、掠夺与浸犯、狂躁与贪欲,人类创造了体育比赛史上的最高记录,但其抗病和搏击能力却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人创造了人类史上物质丰富的最新记录,却也创造了人类史上贫富分划的最大落差,人类空前地溶成一座地球村,而民族仇恨的炸弹无日不在各地杀人……所有的原因,都在于有一种文化在疯狂地播种着欲望,欲望的无节制导致了人类精神的畸变,由此产生了无绝期的灾难。于是,拯救灵魂重建精神成为世界性的命题。不约而同的是,西方不少人文学者把寻找精神资源的目光投向了中华传统文化。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要救治人类精神之病,只有求救于中国的孔子和大乘佛教。这些问题,或许是人文学者的使命,但对中国、对于一个幅辏于大唐盛世诸多人文节点的华清池,利用历史现场进行一些有意义的演义和探讨,却是十分可行的事,比如这个“首届华清池中华七夕情人节”,对扶导时下的爱情质量、和匡正家庭观念举有不可替代的示范意义。
由爱情而家庭,由家庭而族群,由族群而国家,良性的流转最终须靠文化上的支撑和涵养。中华元典之一的《周易》有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华文化有化成天下的能耐和秉赋,这一点,西方学者有这个认识,中国的学者也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希望借《长恨歌》成功的翅膀,传扬中华七夕乞巧节的内涵与美德,使中华文化精神升腾起来、扩展出去,为人类精神的健全与进步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