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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明武的学说（孙见喜）[原创]
关于刘明武的学说（孙见喜）
现代科技使农作物和养植业的产量成倍增长。杂交育种技术、转基因技术在疯狂制造财富，生猪四个月出栏，人类可以无性繁殖。尽管非洲还有人饿死，尽管人类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但世界经济空前发展，人类物质生活极大丰富，这当然是现代高科技立下的功劳。但问题还有另一面，这就是五十年来，全球男性的平均排精量减少了一半，发达国家百分之二十的妇女失去怀孕功能；更可怕的是保护地球的臭氧层出现空洞，空气中过剩的二氧化物成倍地在生物体内复制雌激素——这又是现代高科技功劳之下的罪恶。因此，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在《后现代科学》一书的英文版序言中明确而坚定地指出：“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作为赎罪的药方，格里芬提出：应该“对传统社会的智慧予以新的关注”。上世纪后半叶，西方不少有识之士为了寻找新的思想资源，而将目光投向中华传统哲学及其悠久的文化智慧。
就中国而言，二十世纪以来，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压迫，一批学人仰头迎接，一批学人耸肩抗拒，一批学人自怨自艾。先是“五四” 精英们的文化工具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憎恨与决绝，他们要文化充当社会改革的工具、救亡的工具、改造国民性的工具；在西方文化光焰的眩晕中，他们对中华文化和历史作了情绪化的误读和绝对化的曲解，甚至说出了“东周以上无史”（胡适）的昏话，他们一哇声地要打倒中医、一古脑儿地要取消汉字、恶言咒语地反对京剧、高声呼喊“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钱玄同）。这时候，却有另一批学人在竞竞业业地进行着中华文化的建构，熊十力在三十年代出版了《新唯识论》，进行佛学、儒学、西方哲学的有机整合；金岳霖于1944年出版了《论道》，试图以道、式、能为范畴、通过逻辑运演建构本体论；冯友兰因循人类思想史提出人生四境界说（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这种知天、事天、乐天的观念较早地昭示人们思考天人关系；还有，被称为“文化昆仑”的钱钟书也进行了独到的努力；另外，李泽厚将康德哲学、实践哲学、东方哲学进行综合创造出了以实践概念为核心的哲学——美学论纲。无论是一木一石的收集，还是一砖一瓦的构砌，这些学人的理性精神已沉淀为新世纪学人的道德良知。文化的可能性空间有其边界，但这边界对于终生停留在其内部的学院派人士来说永远是未知的，当代中国一些“专家”、“教授”对中华文化整体价值的失语，是“大卫•格里芬”们的光芒照出了他们的耻辱。
在二十一世纪曙光初现的时候，一位体格健硕的地质工程师气宇轩昂地进入了中华文化的研究领域。在一些学人为了职称而重复进行诸子百家的学理之辩和对某些言论与著述没完没了地进行真伪之争的时候，这位地质工程师对中华文化进行宏阔而缜密地整合。他从元典入手，勘源探流，从《天文、天气与天灾》、《天文、人文与历法》着眼，重新审视源头的中华文化；他《换个方法读<内经>》、出版《黄帝文化与皇帝文化》；他清理旧庄基、构建新大厦，发表《科学与道器之学》、《中医文化与文化中医》；他《打扫孔家店》、《寻找元文化》，提出“方法之外有方法，道路之外有道路”；他用元典智慧解读《红楼梦》，用彝族文化观照“河图洛书”……
他大胆设问：中华元文化优秀在何处？中华文明背后的智慧何在？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原因究竟在哪里？然后，又小心求证：“道器并重”、“力智同源”、“尚象制器”，其原理、其道理、其物理、其天理；他提出儒家文化以董仲舒的“三纲”为界，源清流浊；他认为：“法天则地的自然观，时空物三位一体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系统论，取象比类、触类旁通的方法论，尚象制器的创造论，是先贤们发明创造的指导思想，并由此进而发明了自己的文字和医药，更有了造福世界的‘四大发明’。” “道器之学中的尊崇自然、和谐自然的智慧、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智慧，是比西方形式逻辑更为明亮的哲学光源。”
　　　他的名字叫刘明武。刘明武被称为中华哲学学术界的文化秦岭，由他而后，在通晓《圣经》里的基督教文化、《古兰经》里的伊斯兰文化、《奥义书》里的印度教文化之后，用宏阔的历史眼光、严密的哲学思维、冷静的理性精神，整合元典、清理门户、拨乱反正，重建真正的中华文化体系，由此而有了分界。他是在西方科学日益罪恶化的今天，打开中华文化的整体价值，为中国学人立心，为中华文化立命，为世界开未来的一位国学英雄。
没有人给他评职称，没有单位给他发奖金，也没有什么机关资助他出书，但这位地质工程师几年来，在著名的核心期刊连续十多期发表头题论著；在图书市场最不景气的时候，“中华书局”连续出版了他的四部专著；在这个所谓的读图时代，他近八十万字的学术研究《换个方法读〈内经〉》却两年间再版三次！不是说出版学术著作会赔钱吗？不是说文化研究进入了死胡同吗？不是的！这要看你的论述是不是深入浅出的有趣而好读的，要看你的研究是不是能真正以事实和理论给人以教益的。中国有不少民间思想家正以非凡的勇气独撑一方气相，如四川王康的“知识分子学”研究、湖北董子竹的“心学”研究等等，而刘明武的“元典文化研究”无疑是这群民间思想家的中坚之一。
刘明武的学说是跨文化的。跨文化的研究有普遍意义，又有严格的规定性、无限的扩展性，谁要在新世纪里重弹陈词滥调或胡说八道，蒙羞的只能是他自己。可以说，在二十一世纪之初，中华文化的永恒光焰在他这里被真正点燃了。对于过去的二十世纪、对于那个世纪的文化可怜相，刘明武有深深的罪责意识。他虽然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但他为先辈承受罪责的担当精神却是悲壮而崇高的。赎罪的唯一方式是投入到真正的文化创造中去。“赞天地之化育”，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正在生成中，刘明武正在路上，愿有贵人助他。
（注：文中带双引者皆为刘明武先生的著作名称。）